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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路线有几条

来源:人民政协网 |  作者:李红梅 扈增林 |  日期:2020-07-15 浏览次数:已点击:

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秘密护送大大小小20多批、10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其中,一些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参与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伟业。

民主人士一行穿越山东解放区途中留影

民主人士一行穿越山东解放区途中留影

如此批次之多、人数之众的行动,具体有多少条北上路线,如何开辟,经过何地,主要运送了哪些人?当时正值国共进行战略决战之时,这些都属秘密工作,留下的资料比较零散。今天的学术界对此也缺乏一个整体的认知。

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同志通过对有关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等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推知: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路线主要有6条。

第一条路线

1948年8-10月,香港—仁川(韩国)—大连—华北解放区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不久,中共中央最初曾设想避开被国民党控制的海域,开辟一条“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空中通道运送民主人士,但被港英政府婉拒,只能设法通过海路北上。为保证民主人士安全,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和饶彰风组成的“五人小组”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并派当时在大连的钱之光到港负责出海航线和租船调度等工作。

在钱之光到达香港前,为了安排来香港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两位同志到东北解放区参加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中共党组织委派老交通员曹达开辟一条经韩国仁川再搭乘小渔轮抵达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的秘密海上路线。最早从香港出发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就沿该路线秘密北上。他们在曹达的护送下,从香港乘“湖南号”货轮秘密离港,经仁川转搭小渔轮,安全抵达大连,并于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前抵达了西柏坡。由于这条线路不仅需要冲破美蒋舰船在东海的海上封锁,还要在与美蒋亲好的韩国的仁川中转,后半程又搭乘私人渔轮,再次冲破美蒋舰队对渤海湾的监视封锁,以偷渡的方式登陆,所以整个行程过于曲折,充满变数,不够安全可靠。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冒险继续从这条路线北上。1948年10月,胡绳、沙千里接到通知,需要尽快到解放区去。最初他们准备与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一同北上,但原定船只“阿尔丹号”发生事故,需要换船。胡绳与沙千里等不及换船,于当月下旬在没有中共地下交通员陪同的情况下,扮作商人乘货轮到达仁川,寻找愿意搭客前往大连的私船。当时辽沈战事正酣,私船极其难寻。他们在仁川来回找了一个多月,直到战役结束,才搭到私船,于11月底抵达大连。之后,沙千里前往沈阳,胡绳则辗转到达了华北解放区。

值得一提的是,胡绳和沙千里成行后,中共香港分局曾尝试再次以该路线为基础,打通一条经天津穿越封锁线到华北解放区的新路线。1948年10月28日,李公朴生前的秘书王健受潘汉年和连贯指派,护送张曼筠、沈粹缜、周颖等人乘“湖南号”货轮北上,前往天津。如果走这条路线顺利,王健计划再回香港带一批人前往解放区。11月2日下午,他们顺利抵达仁川,但船不能进港,只能停在港外卸货。11月5日,货物卸完后,船开始航向天津。11月8日,在船驶入天津码头时,张曼筠、沈粹缜、周颖一行受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警宪人员的严格盘查。尽管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盘查,通过秘密交通线到了华北解放区,但这条线路因需要混过国民党的检查关卡,风险太高,后来很少使用。

第二条路线

1948年9月,香港—罗津港(朝鲜)—东北解放区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不久,国民党海军舰队支援陆地作战,对渤海、黄海海域进行严密军事封锁。中共香港分局和东北解放区之间人员、物资经仁川来往的通道被完全切断。早在1947年,周恩来未雨绸缪,指示钱之光到解放区沿海口岸,建立与香港之间的贸易联系。经过几次试航,打通了大连经朝鲜罗津港到香港这一条新的海上通道。这是中共党组织开辟的第二条秘密北上路线。即:从香港出发,穿越台湾海峡,绕开黄海海域,从东海穿越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在朝鲜罗津港登陆后,通过陆路前往东北解放区。毛泽东原来设想政治协商会议将在东北已解放了的大城市哈尔滨召开,所以,这条路线目的地很明确,直指哈尔滨。该线路绕道从与中共关系友好的朝鲜登陆,通过陆路进入东北解放区。除海上航行有被美蒋舰艇发现的风险外,其余路段安全性很高。

1948年9月13日上午,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及林一元一行,在章汉夫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船上还满载了一批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该船穿越台湾海峡后,绕开美蒋舰队监视的黄海海域,从东海经朝鲜海峡驶入日本海,9月27日上午抵达朝鲜罗津港。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当晚沈钧儒一行乘火车离开朝鲜,驶入吉林图们。因当时沈阳、长春尚未解放,他们绕了一个大弯,取道牡丹江,再折向西北,经海林、尚志、阿城,9月29日顺利到达哈尔滨。后来,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建立了从香港直航大连的新路线,这条曲折的北上路线便不再使用。沈钧儒一行也成为从该路线北上的唯一一批重要民主人士。

第三条路线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香港—大连—东北解放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全境解放。除平津等地和部分沿海岛屿外,环渤海地区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大连成为香港直航解放区的理想登陆地点。一是大连当时在苏军的管辖之下,附近海域的美蒋舰队巡逻力量较小;二是从大连登陆,不必驶向渤海湾,可以避开长山列岛(又称长山岛)附近盘踞的国民党军队。中共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先后租用苏联及悬挂外国旗帜的轮船,开通了香港到大连之间的秘密直航路线。

1948年11月23日夜,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丘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宦乡、韩练成、冯裕芳一行在连贯陪同下,乘“华中号”秘密离港,穿越台湾海峡后,经东海进入黄海大连海域。此行原定在大连港登陆,但因租定的苏联“阿尔丹号”发生事故入船坞修理,临时更换为悬挂挪威旗的“华中号”,管辖大连的苏军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华中号”只得继续向北航行,于12月3日在丹东(时称安东)大东沟附近大王家岛登陆。翦伯赞、宦乡、韩练成和连贯随即转道大连、山东前往华北解放区,其余北上人士则转乘汽车前往解放不久的沈阳。

马叙伦一行北上时,淮海战役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一路没有发生特殊情况。此后一段时间,华润公司租用的货轮不断往返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意外,证明这条线路安全性良好。鉴于此,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安排李济深沿此路线北上。

李济深是中共中央邀请来解放区的重要民主人士。为安全护送他北上,香港分局和五人小组做了周密布置。1948年12月26日夜,经过化妆,李济深、朱蕴山、沈雁冰、梅龚彬、邓初民、吴茂荪、彭泽民、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李民欣等,秘密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第二天一早,船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出发,经12天的航行,顺利穿越台湾海峡、江浙外海,绕过渤海近海,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海域。虽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但考虑到国民党特务仍然有可能混入码头在李济深上岸时趁机暗杀,按照周恩来的事先安排,“阿尔丹号”继续北行,在旅顺军港靠岸。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民革代表朱学范等到码头迎接。1月10日,李济深一行到达沈阳。

胡风、马本师、许侠、龚普生、杜宣一行是这一时段最后一批从大连登陆的北上人士。他们于1949年1月6日乘挪威货轮“大利华轮”离港,1月12日在大连王家岛登陆,1月17日到达沈阳。

第四条路线

1949年1月-3月,香港—烟台—山东解放区—华北解放区

1948年10月,烟台的第二次解放为从海上进入解放区提供了条件,中共党组织随即开辟了一条从烟台登陆、经山东交通线前往华北解放区的新路线。

1948年底,在中共香港党组织动员下,香港“钜元贸易公司”利用悬挂英国旗的“南美”“南元”两艘轮船,秘密穿梭香港和刚解放的烟台之间,运载解放军急需的物资。1949年1月间,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陈此生、卢于道、千家驹、夏康达、林植夫等8人同行,经此路线北上到达烟台,转赴河北李家庄。

到1949年1月底,北平,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民主人士随即开始向北平汇集。他们从香港直航烟台,登陆后穿越山东解放区前往北平。1949年2月16日,吴羹梅、杨美真等人从香港北上,2月25日在烟台登陆,于3月8日左右到达北平。

经该路线北上的民主人士中,最著名的应数乘坐“华中号”的“知北游”一行,他们是: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包达三、张絅伯、曹禺、徐铸成、张志让、刘尊棋、沈体兰、赵超构、郭秀莹、冯光灌、邓裕志、王芸生、傅彬然。胡绳夫人吴全衡作为香港分局派出的工作人员,携子同行。1949年2月28日,“华中号”秘密起航。3月5日抵达烟台后,他们分乘汽车参观了市区。3月6日一早,在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陪同下,前往华东局所在地青州。此后,他们穿行莱阳、潍坊、青州、济南、德州等地,于3月18日抵达北平。

第五条路线

1949年3月-6月初,香港—天津—北平

1949年1月底平津,开通香港到天津的直航,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为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最便捷的考虑路线。但当时在天津登陆面临内外两重困难。一方面,天津解放时,天津港遭受了严重破坏,不但港口设施被毁,航道也布满了水雷,亟待修复和清理。另一方面,扼守进出渤海的长山岛要塞仍然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国民党舰队也牢牢控制着渤海、黄海附近的制海权。作为进出北平最便捷的天津港,来往船只的动向势必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封锁,此时冒险直航天津危险很大。随着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民党当局迫于内外压力,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进行和谈。和谈期间,局势趋缓,有利于租用外轮从香港秘密直航天津。3月,成功开辟了这条路线。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将在6月召开。为此,从3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香港党组织通过租船、代买船票等方式,安排大批将要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从香港安全直航天津。这几个月成为整个北上期间行动最密集、运送人员最多的阶段。

黄炎培、盛丕华、盛康年、俞寰澄等人是最早通过这条路线北上的。1949年3月14日晚,黄炎培一行在中共党员刘恕的护送下,乘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DAVIKON”号轮船秘密离港。3月20日夜,他们通过国民党控制的长山岛海域,并于23日安全抵达天津第二码头,受到黄敬市长的热情接待。3月25日,抵达北平。

黄炎培一行通过长山岛海域的第二天,即1949年3月21日,悬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搭载250多位乘客从香港起航,直赴天津。这是所有北上行动中,单次运送人数最多的一次。“宝通号”是客货两用轮,由于客房不多,特地在大舱和甲板上安设了两百张帆布床。这次航程,船上既有民主人士,也有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德达学院50余名学生。主要有:周新民、刘王立明、杨子恒、曾昭抡、李伯球、罗子为、谭惕吾、黄鼎臣、费振东、严济慈、杜君慧、周鲸文、阳翰笙、史东山、臧克家、张瑞芳、丁聪、徐伯昕、薛迪畅、胡耐秋、狄超白、郑坤廉等。中共香港工委文委书记冯乃超带队。3月27日,他们安全抵达天津第二码头,市长黄敬等前往迎接,并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

此后,还有很多民主人士甚至是重要民主人士经该路线北上。1949年3月,周士观从香港到天津。3月28日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一行乘香港大成行的“三民号”离港,4月5日到天津塘沽。4月3日,巨赞、吕集义及李济深夫人周月卿离港,经天津抵达北平。4月12日,何香凝、廖梦醒母女一行乘“大西洋”号到达天津。也是在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的民主教授涂长望和梁希分别在中共地下党员护送下,从南京经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经天津,于5月初到北平。

1949年4月28日,中共香港分局负责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成员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奉命北上。他们乘坐华润公司下属的华夏公司“东方号”轮船,于5月4日抵达天津,随后前往北平。

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离开香港后,安排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由华润公司、香港工委下属的亚洲贸易公司、华商报等共同负责。1949年5月5日深夜,由亚洲贸易公司董事长廖安祥出面,租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岳州号”从香港起航北上。这是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货轮,搭乘的有李达、王亚南、姜椿芳、钟敬文、黄药眠、舒绣文、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等100多人。香港分局文委副书记周而复奉调北平,任实际领队。这次北上的行动规模仅次于“宝通号”。5月14日他们顺利在天津登陆。

5月中下旬,多批民主人士接连从香港抵达天津。5月13日晚,高士其、罗静予、黎莉莉、易礼容(史衡)、吕荧、李师弼、蒋南生、骆宾基、蔡楚生、蒋君超、杨云慧、江天等人离港北上,其间待船只在仁川稍停卸货后,于5月25日登陆天津。5月21日,钱昌照、肖贤法、杨致英离港,31日抵达天津。

走这条路线的还有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一行。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5月5日,陈嘉庚和庄明理、张殊明等人乘坐“国泰”号轮船离开新加坡,起程回国。5月9日,陈嘉庚一行到达香港;5月28日换乘“捷盛轮”继续北上;6月3日,到达天津;6月4日抵达北平。

第六条路线

1949年6月-9月,香港—大连/烟台/青岛/天津—北平

随着1949年6月2日青岛回到人民手中,山东省除长山岛外全境获得解放。长山岛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处于黄海与渤海交汇处,既是出入渤海的唯一海上通道,也是拱卫京津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后,国民党残余部队依仗海洋天险、海防要冲,在岛上构筑防御工事,更加严密封锁海上运输线。这对从香港经天津北上的民主人士构成极大威胁。因此,自6月起,从香港的北上者再次“舍近求远”,使用此前到大连等地登陆的路线。

1949年7月初,俞庆棠乘苏联“博浪多号”离港,在大连登陆,经沈阳于8月到北平。8月7日章士钊、李任仁在乔冠华陪同下,乘苏联商船离港,经大连赴平。他们选择在大连登陆,应该还是考虑大连属苏军管辖,相对安全一些。

为拔掉盘踞在长山列岛上的国民党军队这颗“钉子”,8月11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海作战,解放了长山列岛,从而在国民党军队对渤海湾的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8月之后,民主人士北上登陆地点便从大连转变为前往北平更便捷的青岛、烟台及天津等地。8月底胡子昂、曾昭森、刘思慕离港北上时,就从山东石岛登陆,经青岛、济南到北平。

1949年八九月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在此期间陆续乘船在青岛登陆转赴北平的还有蒋光鼐、杜国庠、陈汝棠、叶笃义、王国兴、马白山及准备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地方代表20多人。参加北平谈判的国民党方面代表黄绍竑、刘斐也于9月上旬离港北上,同船的还有萧隽英。他们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到济南再转北平。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接到参加政协会议的邀请后,乘飞机离开美国纽约抵达香港。8月28日司徒美堂、司徒丙鹤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北上,同船的还有李星川、黄琪翔、李承儒等人。9月3日司徒美堂一行经仁川到天津塘沽港,次日抵达北平。

综上,这六条路线的开辟,为实现中共中央邀请、组织并护送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共襄伟业创造了重要条件,也足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及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每条路线都承载着一批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走向光明的希望。尽管充满风险、前途难料,但仍然阻挡不了万水朝东的时代洪流。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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